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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于国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二）
说明 前数日曾将本文全文发往书画交易中心网站，据说网站容量不 够，故而只能显示一部分。今将未显示部分另题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与前 文合看。谢谢捧场！
下篇 批评、继承、发展：梁启超的国学观
梁启超对于国学充满信心，充满热爱，深感骄傲，深感自豪，他在撰著具有国学史性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一开头就热情洋溢地说：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 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 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 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 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於'颍涝瘴夜§?颍按笤瘴夜瘢∥岬辈荽?/span>论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 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梁启超对国学的爱，是大爱，是真爱，既是大爱真爱，就要承担一份责任，他说：“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要担起这个责任，就要对国学有切实的了解，“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会而贯通焉”，并与他国学术进行比较，既不要“徒为本国学术思想界所窘，而于他国者未尝一涉其樊”，也不要“徒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而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既要知己之所长，又要知己之所短。“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这些话可以视为梁启超对待国学的基本态度。概括地说，就是以揭短正其失，以扬长继其光，既保其旧，又增其新。简而言之，就是批评、继承和发展。
（一）批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梁启超为什么主张对国学进行批评？二是梁启超对国学进行了怎样的批评？
首先，梁启超指出：“凡欲造成一种新国民者，不可不将其国古来误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变其脑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这里的“理想”含义与今语不同，指的是什么？他曾在《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中作过说明：“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原来“理想”也是一个外来词，起初含有思想、理论、学说等义，（例如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学篇》六十三：“何燕泉《余冬叙录》：透光镜，日中映之，背上花样文字尽存影中，纤细无失，……而英人傅兰雅光绪三年《格致汇编·互相问答》中，时有华人以此镜问之，答以光学内无此理想。”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光学书籍中还没有关于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第一节题为“积弱之源于理想者”，这里的所谓理想，指的就是传统的思想、理论、学说。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脑中之理想，其善而可宝者固不少，其误而当改者亦颇多”；而“凡有一种旧理想久行于世界者，而忽焉欲以一反比例之新理想夺而易之，非有雷霆万钧之力不能”。他认为，中国传统学说中之误谬思想实在是阻碍进步、造成积弱的总根源，所以，“而今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中国积弱溯源论》）又说：“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新民说·论进步》）
《清议报》时期，梁启超在报上宣传自由思想，引起康有为不满，来信切责，梁启超颇不服气，去信辩论，说道：“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必皆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中国人“其脑质之思想受数千年古学所束缚，曾不敢有一线之走开”，在这种情况下，“虽尽授以外国学问，一切普通学皆充入其记性之中，终不过如机器切成之人形，毫无生发气象”。所以，“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言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5-237页）
1902年，他在《新民说·论自由》中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的对立面是奴隶。争自由的项目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勿为古人之奴隶”。梁云：古圣人，古豪杰，曾经有大公德于一群，我们对他们应当爱而敬之。但是，古人是古人，我是我。应该明白，古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豪杰，就是因为他们有自我意识。不然的话，则会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例如孔子诵法尧舜，我们诵法孔子，可是你是否想到，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是因为他有独立于尧舜以外的东西。假如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也就没有孔子存在了。他进一步指出：“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浚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也。”“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他告诫世人，不要作那种“委身以嫁古人，为之荐枕席而奉箕帚”的人，他宣言：“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其于古人也，吾时而师之，时而友之，时而敌之，无容心焉，以公理为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就办过一个孔教会，政变后他在南洋等地继续进行保教宣传。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康有为大为光火，来信指责说，我在巴拿马、新加坡各埠集资办会建庙，刚有个头绪，你这一搅和，摧毁了我的事业！梁启超给老师回信说，您作的保教这件事，实在没有意义。例如“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嘉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为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他继续申明：“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他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他说他已和几位同门商量，“思以数年之功著一大书，揭孔教之缺点而是正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7、278页）
这本大书虽然未见面世，但是揭孔教之缺点的言论却在报上频频出现。
那么，我们再看看梁启超对孔学作了怎样的分析和批评。
孔学原是中国学术思想“全盛时代”的一个重要流派，为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被称作儒学。梁启超说，当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
全盛时代之后，有一个“儒学统一时代”，但是儒学统一不是由于学术竞争，而是由于政治干涉。故梁启超认为：“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
战国末期，天下大乱，兵甲满地，民生和学术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繁荣景象了。
破坏之后必有建设，不幸的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帝王既以天下为己之私产，则必行专制统治以保护之，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而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要求定思想于一尊。
贵一尊固是必走之路，但当时百家并立，为什么不一于他而独一于孔？原因是，“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汉高在马上，取儒冠以资溲溺，及既定大业，则适鲁而以太牢祀矣。盖前此则孔学可以为之阻力，后此则孔学可以为之奥援也”。据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明白，后世政学两界为什么有时批孔，有时尊孔了。
法家的学说不是更有利于霸者吗，为什么没有得到一尊的地位？梁启超分析说：“法家之为利也显而骤，其流弊多；儒家之为利也隐而长，其流弊少”。“孔学说忠孝，道中庸，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术易以兴，无术易以亡也”。
所以，孔学之独行，实在是“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的结果。不过孔学本身也有其易学习、易传播的特点。“诸家道术，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于前者既希，其传于后也亦自不广。孔学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先师虽有改制法后之精神，在后学可以抱残守缺为尽责。是故无赴汤蹈火之实力则不能传墨学，无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传老学。至于儒术，则言训诂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典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气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宽，而所待于创作力也甚少。所以诸统中绝而唯此为昌也”。
总括起来说，“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笔舌之力开辟途径，未尝有借助于君之心。如墨学主于锄强扶弱，势力愈盛者则其仇之愈至；老学则刍狗万物，轻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鸣得意。然则彼其学非直霸者不取之，抑先自绝也。孔学不然，以用世为目的，以格君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国，高足弟子，交友诸侯，为东周而必思用我，行仁术而必借王齐。盖儒学者，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也，故陈涉起而孔鲋往，刘季节兴而叔孙从，恭顺有加，强聒不舍，捷足先得，谁曰不宜？”（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儒学统一带来很多好处，如“名节盛而风俗美”也，“民志定而国小康”也。但也留下不少隐患，主要有两点：
一是使“民权狭而政本不立”。梁启超指出，在政治思想方面，儒教没有把君民权限说清楚，“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例如他们告诉君主说，你们要行仁政，恤民隐，顺民之所好恶，要采民之舆论以施庶政等等，这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有君主不这样做，你有什么办法使他不得不这样做呢？这是儒教没有明确回答的问题。有权之人好滥用其权，就像虎狼好吃人肉一样，向虎狼谆谆说法而劝其不要吃人，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不信你看，两千年来，孔教极盛于中国，而历代君主能服从孔子之明训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能有几人？本来应当提倡民权用以限制君权，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乱为大戒，犹可言也；浸假而要君亦为大不敬矣，犹可言也；浸假而庶人议政亦为无道矣。是何异语人曰：吾已戒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顺俯伏于其侧，虽犯汝而不可校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早在1900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儒学虽然也有“民贵君轻”之论，但实际实行起来却大异于是。唐韩愈之言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诸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梁启超剀切剖析之曰：“嗟乎！愈之斯言也，举国所传诵，而深入于人人之脑中者也。嗟乎！如愈之言，吾壹不解夫斯民之在斯世，竟如是其赘"槎尬揭玻晃嵋疾唤夥蜃灾鞫懒⒅瘢袷牢拿髦钭鹬卣撸沟本≈锒矣墟菀乓病＝袷褂泻琅诖耍崞渲魅酥撇河校恢魅斯┮谌羯圆恢埽薪尢⒍缆局湮宄咄樱从胁恢肝竽娌坏勒咭病＝裼裕我砸旌跏牵《夜袷刂鹂朴衤桑桓疑陨梢檠桑蘼鄄荡室玻钦娌豢山庹咭病Ｃ献釉唬?lsquo;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盖我国民所以沉埋于十八层地狱而至今不获见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说成为义理而播毒于人心也。”
二是“一尊定而进化沉滞”。梁启超指出，进化与竞争相倚，“以政治论，使一政党独握国权，而他政党不许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则国政未有能进者也，若是者谓之政治之专制。学说亦然，使一学说独握人人良心之权，而他学说不为社会所容，若是者谓之学说之专制。苟专制矣，无论其学说之不良也，即极良焉，而亦阻学问进步之路，此征诸古今万国之历史而皆然者也”。“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不过他郑重声明：“吾之此论，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专制之别名也。苟为专制，无论出于谁氏，吾必尽吾力所及以拽到之，吾自认吾之义务当然耳。”至于孔子本人，也并没有想以其教专制天下，彼“则固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恶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为大、所以为圣，而吾所顶礼赞叹而不能措者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在《新民说·论进步》一节中，梁启超把定一尊视为窒息思想发展、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之一。他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中国惟战国时代九流杂兴，道术最广，自有史以来，黄族之名誉，未有胜于彼时者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步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而后束缚驰骤，日获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销沉极矣。”
梁启超特别对那些舞文贱儒“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自贼而贼国民”的思想行为表示“深恶痛绝”。例如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中，他说：“吾中国先哲之教，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报怨，以直报怨’。此自前人有为而发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虽有足以令人起敬者，而末俗承流，遂借以文其怠惰恇怯之劣根性而误尽天下。如所谓‘百忍成金’，所谓‘唾面自干’，岂非世俗传为佳话者耶？夫人而至于唾面自干，天下之顽钝无耻，孰过是焉！……中国数千年来误此见解，习非成是，并为一谈，使勇者日即于销磨，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势力之强于己者，始而让之，继而畏之，终而媚之，弱者愈弱，强者愈强，奴隶之性，日深一日。对一人如是，对团体亦然；对本国如是，对外国亦然。以是而立于生存竞争最剧最烈之场，吾不知如何而可也！”
在《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中，他说：“危乎微哉！吾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曰‘未尝先人，而常随人’；此老氏之谰言，不待论矣。而所称诵法孔子者，又往往遗其大体，摭其偏言，取其‘狷’主义，而弃其‘狂’主义；取其‘勿’主义，而弃其‘为’主义；取其‘坤’主义。而弃其‘乾’主义；取其‘命’主义，而弃其‘力’主义。其所称道者，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也；曰‘无多言，多言多患；无多事，多事多败’也；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也。夫此诸义，亦何尝非孔门之所传述，然言非一端，义各有当，孔子曷尝以此义尽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马以孔皮，易尼?以聃莒，于是进取冒险之精神澌灭以尽。”
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学术思想的批评，是他的“新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表现于中国社会和人群的临床症状入手，检视到遗传基因，所以具有显著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历史思辨性。特别是他对儒学统一的批判，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不仅动摇了两千年来儒学统治中国的一尊地位，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广泛传播清扫了道路，而且为在政治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做了必要的思想开导和舆论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他打破偶像的举动和相关理论引导着一大批新进青年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了先期探索和有力铺垫，并且培育了大批后备人才，准备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正如郭沫若所说：“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历史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我的童年》，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沫若选集》第三卷第99-100页）梁启超发表于一百多年前的许多观点、言论，我们今天读来往往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因为它们经常被后世学者（包括马列主义学者）所沿用或袭用，或者也因为梁启超在某些问题上已经探索到事务的真相，接触到事务的本质，使别人不能不与他“所见略同”。总之，我们不能不承认郑振铎说得对：“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梁任公先生》）
（二）继承。
梁启超的批孔言论令康有为大为不满，却得到黄遵宪的支持和鼓励，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报中近作，时于孔教有微词，其精要之语，谓上天下泽之言，扶阳抑阴之义，乃为专制帝王假借孔子、依托孔子者，借口以行压制之术。此实协于公理，吾爱之，重之，敬之，服之。”“儒教可议者尚多，公见之所及，昌言排击之，无害也。”但是他告诫说：“惟孔子不当以儒教限之。举世界各教主而絜短较长，孔子无专长，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圣在时中。所以时中，在能用权；所以能权，在无适无莫，毋固毋我。无论何教，欲挟彼教之长以隘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正之拒之；无论何人，欲抉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举孔子之语以解之驳之。”所以，“惟仲尼日月无得而毁，请公慎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1、292页）
不知是接受了黄遵宪的意见，还是英雄所见略同，梁启超在批评旧思想时常有过激之言，而对孔子其人却从来没有说过过头的话，他号召人们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品质，也主要来源于孔子。
梁启超热心传播西学，但绝不主张全盘西化；梁启超尖锐地批判旧思想、旧风习，但始终相信民族精华的存在。他说：“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很特别的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仅看题目，你或许以为他是批孔，其实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篇为孔子正名的很重要的著作，它把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却在人类圣坛上给了孔子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梁启超指出，孔教和一般的宗教不同，“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利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灵魂为根据，以礼拜为仪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则一也。故其奉教者莫要于起信，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进步之具也。”
但是孔教与诸教不同，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盖孔子立教之根柢全与西方教主不同，“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所以，“质而言之，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
再者，“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梁认为，一些持保教论者，主张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仪式，著信仰条规，一切模仿佛、耶，这是对孔子的污蔑，这样保下来的也就必非孔教了。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他教都各有限制，不能逾越，孔子则不然，孔子的精神并非专制的而是自由的。“孔子生于二千以前，其不能尽知二千年以后之事理学说，何足以为孔子损？”况且“孔子之立教，对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对一统闭关之中国人而言之也，其通义之万世不易者固多，其别义之与时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圣之时者也。使孔子而生于今日，吾知其教义之必更有所损益也”。所以，“我辈诚尊孔子，则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行迹”也。他号召青年，学习孔子的真精神，抛弃奴性，解放思想，“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灿烂之世界，罗列中外古今之学术，坐于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弃之，斯宁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
梁启超断言：“孔教者悬日月、塞天地而万古不能灭者也。他教惟以仪式为重也，故自由昌而仪式亡；惟以迷信为归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于将来之文明决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则然也。孔教乃异是。其所教者，人之何以为人也，人群之何以为群也，国家之何以为国也。凡此者，文明愈进，则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倡人格教育之论，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为人之资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备有此格也。东西古今之圣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孔子所望于我辈者，非欲我辈呼之为教主，礼之为世尊也”，但是“吾敢断言：世界若无政治，无教育，无哲学，则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
梁启超宣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才是对于国学的真热爱，真尊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梁启超为孔学唱赞歌，也有借助孔学以纠正新学输入过程中的不良现象的意图。1903年底到1904年初，他的《新民说》写到第十八节《论私德》，其中有一段对戊戌政变以来西学输入的情况作了一番不大愉快的回顾，他说：“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尽蔑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他表示对于青年人如此学习西学而感到“无穷之沉痛”。
梁启超说，他起手写《新民说》的时候，心中想到的条目不下数十条，而把“论公德”放到首位，并非说私德可以不要，只是觉得私德本来是每个人都能领悟都能履行的东西，况且昔圣先贤早就作过圆满具体的论述，不需要我再哓哓词费了。结果却令人认为爱国之英雄可以不拘小节，甚至借为公益之名而行求私利之实。实际上私德是公德的基础，“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
那么怎样才能既行公德又重私德呢？梁启超说，起初我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而渴望发明一种新道德以补助之。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一种理想之言，并不是马上可以办到的。今天想用一种新道德改造国民，也绝非只靠区区泰西之学所能奏效。一个人即使尽读梭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之书，可以说他有了“新道德学”，但是不一定就有了“新道德”。因为道德不仅是靠嘴上说，而且要靠行动上去做。讲到德育，固然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但是必到国民教育大兴之后才能见到成效，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所以他回过头来求助于王阳明，要青年们通过“正本”、“慎独”、“谨小”等修炼手段以培养自己的私德。（《新民说·论私德》）
稍后，为了弥补他在关于公德、私德论述中的不足，又专门抄了一本《节本明儒学按》，编了一部《德育鑑》，1905 年由新民社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德育鑑》精心选录“中国先儒学说”中讲求“治心治身之要”的言论，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章，随处加以按语，阐述自己的理解和体悟，希望有志之士将其当一良友，日置座右，甄录去取，致力受用，修养以成伟大之人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梁启超改变了他以西方资产阶级人格理想来塑造中国新国民的初衷，他并不要求把国人培养成旧时的儒士，他只是希望借用儒家关于修身、束性等方面的训导和方法，作为他为塑造“新民”所进行的人格训练的必要手段，他甚至认为，他所提倡的重公德、爱国家、维权利、争自由、讲自治、求进步、进取冒险、自尊合群、毅力尚武等等新民之德，必须在儒家修身养性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培养私德，发扬义务思想，才能保证其在正确的方向上得以实行，而不至被某些人拉大旗作虎皮，用来作为不守规矩、不尊法制，从而肆无忌惮地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借口。
在推行“新民说”的过程中，梁启超始终坚持“淬厉本有”和“采补本无”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其实这也是他对待“国学”和“外学”的基本态度，并以此作为发展国学的基本要素。
（三）发展。
梁启超认为，所谓继承，不只是保存使勿失坠那么简单，继承是和发展连在一起的，故曰：“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oィ蚱浜圆灰剖?rdquo;。“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
光是淬厉固有还不够，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时代，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这样做，必然会有冲突，然而“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均《新民说》）
善调和者，首先要能包容，这方面，孔教为我们做了好榜样。梁启超认为，包括佛耶回在内的世界上的各种宗教，都没有可以容纳他教教义之量，因为他们都以起信为本，以伏魔为用，从之者殆如妇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耶曰“独一无二，上帝真子”。其范围皆有一定而不能增减者也。“孔子则不然，鄙夫可以竭两端，三人可以得我师，盖孔子之精神非专制的而自由的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正是孔子的这种精神，吸收其他教派、学派的优秀成分，兼容而并包之，以光大孔教。（《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国学既然是指中国的学术思想，那么吸收了外学之后还能算是国学吗？梁启超说：能。“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光大之、实行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故论学术者，惟当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森严，所以外界之思想不易进入，即使进入，也往往阅数十百年而不被接受。但是，“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以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出于蓝，冰寒于水。於'颍∩钌酱笤螅瞪粤笕酥胖海熘辗琴战墓≌煞蛑畋乘芡?rdquo;。例如佛学，传入中国后就变成了中国的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并且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六朝隋唐间形成了一个“佛学时代”，在国内势头盖过儒学不说，即与世界各国比较，也处于独一无二的光荣地位。所以梁启超由衷地赞美道：“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佛学就是最好的例证，“每念及此，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顶礼以祝，吾?踵以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梁启超多次表示，中国人以自己积累丰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包的思想气质，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在这个民族竞争的大时代里，必能中西结合，新旧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国学。例如他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里说：
“昔佛学之入中国，经智?、玄奘、六祖之徒发明之，自成一种中国之佛学，非复寻常之佛学。他日欧学入中国，消化于中国人之脑中，必当更发奇彩，照耀于全世界，自成一种中国之欧学，非复寻常之欧学者”。
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
“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文明之进步亦如此，“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梁启超对于国学的这种态度是始终如一的，1920年，正当新文化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的时候，他作《清代学术概论》，在最后部分，他又苦口婆心地谆谆进言：“我国民确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今后欧美科学日日输入，我国民用其遗传上极优粹之科学的头脑，凭借此等丰富之资料，瘁精研究，将来必可成为全世界第一等之‘科学国民’。”“今后西洋之文学美术，行将尽量输入，我国民于最近之将来，必有多数之天才家出焉，采纳之而傅益以己之遗产，创成新派，与其他之学术相联络呼应，为趣味极丰富之民众的文化运动。”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眼里的国学，是大国学，不仅涵盖自古留传的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而且包括当代乃至将来“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的各种新学说。所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他于他所论述的七个时代之外，又提出了第八时代的概念，定名为“复兴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代之中。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主张吸收外来思想，但不是照搬，而是中西结合，“创成新派”，自成一种不同于寻常欧学的“中国之欧学”，“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而“照耀于全世界”。这不仅是对第八时代国学发展方向的精确预示，而且是对发展结果的殷切期盼和伟大预言。从那时以迄今日，维新、革命、科学、民主，乃至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等等，岂不都是这个预言的逐次兑现？那么它们就都是足可照耀于全世界的现代中国国学。
对于现代国学，自然也应当采取淬厉和采补相结合，批评、继承和发展相结合的态度，尤其要在发展上下功夫，用梁启超《志未酬》诗中的话说：“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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